郑爽代孕又弃子？中国富人赴美求子的买卖，远比想象残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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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彷佛一颗定时炸弹”
植入她体内后，PGS染色体筛查显示，受精卵有一点额外的染色体，那会增加胎儿患唐氏综合征的风险。
那是一沓像书一样厚的合同，详细规定了这对中国夫妇和Cindy各自的权利和责任。包括需要支付的费用、代母（代孕妈妈）的生活方式等等，关于孩子的一切，也都写在合同里。
“我把这个孩子的所有权利都放弃了”，Cindy说，怀孕结束后，她没有任何权利留下这个孩子。
除了孩子归属等大问题外，很多客户还会根据自己偏好，给代母提更细致的要求。有时候，代母如果觉得条款过于严格，也会逐条讨 论。
Carrie曾碰到过一个中国客户，要求代孕妈妈怀孕期间不能跟丈夫有性生活。代母不同意，不希望因此影响夫妻生活。经过Carrie协调，最后代母答应，从开始用药到诊所确认宝宝心跳，这段时间内不会有性生活。
Cindy面对的那对中国客户，还比较宽容，但也提出了不能染头发，平时要吃有机食品等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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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加州，代孕广告满天飞
在美国，除了五个州绝对禁止商业代孕以外，其他州都不同程度地允许商业代孕，只是规定不尽相同。
其中以加州代孕风气最浓，法律规定最完善。在加州，已经形成了精子银行、卵母库、生殖中心、中介公司、律师事务所这一完整的产业链。
“在加州的法院，有一个部门专门办代孕官司。” Carrie说。
Cindy就是加州人，在那里，到处都能看到代孕的广告，“在报纸上，电视上，在Facebook上”，Cindy说，有一天，一个正在做代孕的朋友问她，是否愿意做这个事情，她和家人商量后，就加入进来。
《老友记》中Phoebe曾经帮弟弟代孕三胞胎，但这种亲人之间的互助和完全的商业代孕逻辑不太一样
她第一次代孕，因为胚胎没有着床，失败了。这段时间，那对中国夫妇也来到美国寻求代孕。中介又把Cindy的名字列入候选名单中，供这对夫妻挑选。他们选中了她。
这算得上是简单直接了。很多客户对代母都会提出各种要求。
刘军和男友在美国找过代孕，他坚持只找白人代母，“不要墨西哥裔的，我也不要黑人，这倒不是种族歧视，我们主要考虑到她们的生活环境。”
美国的代孕中介，其实非常重视代母的情况。他们会请第三方机构，给代母做心理筛查。Carrie曾碰到一个代母，感觉很好，性格很开朗，言行举止也特别好，但就是心理筛查不通过，只能放弃。
中介公司会请私人侦探对代母申请人进行背景调查。
调查她和她的伴侣，在法院有没有备案，有没有财务纠纷，包括她的水电费有没有及时交清。美国还很重视有没有性虐，还会去社交网站，看她接触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人。如果个人的品行有问题，就不能通过背景调查。
《代孕者》中，一位孕母怀孕后才发现，委托人感染了艾滋病毒，而自己并不知情
即便如此，很多中国来的客户仍然不能满足。
普通人通常很难理解这些人对孩子的渴求和焦虑。如果有其他更好的选择，他们也不会不远万里来到美国，耗费精力，投入上百万元的费用，借用一个陌生人的子宫生育后代。
“我们有个客户选择代母时，让大师给他算，比如说有三个代母ABC，他就让大师帮他算哪个代母比较好。然后大师说，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移植特别好，他就一定要赶在这个时间移植，所以当时他所有的合同都是加急的。”日本英医院北京办事处医疗助理Claire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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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孕不设限，富人涌来
对美国代孕市场上的中介而言，代母正变得供不应求。
过去两年，Carrie的公司大概每年能做150个案例。“2018年，估计我们可能做两百到两百五十个案例。需求很大。”Carrie说，“现在制约我们发展的并不是没有客人，而是没有足够的代孕妈妈。”
对有代孕需求的人来说，美国并非唯一选项。但中国很多有钱人仍然选择美国，虽然它是最贵的，但也是风险系数最低、法律等配套措施最完善的。
“中国二胎放开是一个原因。”这家中介一位工作人员说，另一个原因是，现在很多一线城市的夫妻收入很高，觉得生孩子时间成本太高，就希望去代孕。还有，同性伴侣、单身去做的也越来越多。
张恒和代孕得来的两个孩子
比起对孕母事无巨细的筛选，代孕委托人基本不需要经过严苛的审核。美国许多州对代孕的人群不设限，甚至无需提供不孕不育证明。
某种程度上，在现有的商业代孕模式下，只要客户有钱，就能够找代孕。这意味着，中国富人在美国代孕，除了对他们来说不那么重要的金钱，并不需要付出什么成本。
35岁的陈莹就曾在加州看到一则精子库的广告：不要男人，只要他们的精子就好。
“我这人特别怕胖怕疼，而且我是一个人，我觉得我没有勇气独自走完从怀孕到生产这整个过程。万一这中间出点什么事，谁来照顾我？谁来照顾我的孩子？”陈莹说，她因此选择去美国代孕。
对代孕来说，技术已经可以达到客户患有传染病，也可以采取阻断措施。
“比如艾滋病感染者，可以洗精生育，这个技术国内也能做到，但前提是，你必须是异性恋夫妻，医院才可以帮助你做这件事情。艾滋病感染者，同性恋的或者不结婚的只能去美国。”同志交友软件Blued的创始人耿乐接受本刊采访时说，“刨除伦理的争论之外，要考虑人性的东西，辅助生育实际上是能够帮助各种各样的人，不止同性恋，还有不孕不育或者独身主义的人。独身主义有错吗？没错，独身主义者没有拥有孩子的权利吗？当然有。”
幸运的是，Cindy之后的状况一切顺利。
按照协议，Cindy只有一个小时和孩子单独相处的时间。中国夫妇偶尔也会给她发孩子的照片，但她知道，孩子再与她无关。
生产之后，Cindy就可以一身轻松地回家了。在家里，她还有两个孩子，一个12岁的女儿和一个四岁的儿子。
在此之前，她和丈夫已经向他们解释了代孕的事情，避免他们看到自己肚子恢复正常，却不知道宝宝去了哪里。
美国代母Cindy所怀胎儿的超声波照片
一个月后，这对中国夫妇又出现在Cindy面前。他们准备和Cindy签订第二份合同，请她帮他们再代孕一个孩子。
在辅助生殖中心，他们还有两颗冷冻的胚胎，都是女孩。不过，他们也可能再培养几个胚胎，因为他们还想要男孩。
由于有了成功经验，这一次，Cindy也将获得更高的报酬，4.5万美金。
对很多赴美做代孕的中国人来说，钱并不是问题。
对此，Carrie已经见惯了。作为加州一家中介的个案经理，她曾碰到一个客户，一共有3个胚胎，决定同时找三个代母。
她劝客户最好一个一个来，但对方不听，就是希望三个孩子能同时出生。最多的一次，她碰到一对客户同时要找十个代孕妈妈。
代孕的过程非常昂贵。在英医院提供的一份价目表上可以看到，日美联合助孕项目收费预估19.32万美金。
Claire遇见过一个40多岁的客户，两年多的时间里，去日本取了二十多次的卵，最后才在美国代孕成功。
“非常有毅力，而且还非常有钱。取卵平均一次四万多，加上住宿六万块钱，再加上代孕，二三百万。成功了，还是很开心，”Claire说，“他们常开玩笑说这些钱能买几个爱马仕呀？不过一个孩子的花费还是比北京的房价便宜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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